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第一个眨眼或者转向的人不仅会失去比赛，而且有生命的危险，而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转向，那么他们最终会撞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沿直线前行，对手将因为惧怕而放弃，但同时如果双方都坚持，那么后果将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空难遇难浙江女孩系家中独生女家属赴埃塞俄比亚
生活中充满了囚徒困境。比如，两辆车同时到达交叉路口，他们不可能同时通过路口，否则会撞车，如果两个司机都停车，谁也不通过路口，那么又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司机先通过，然后另一个司机再通过。再比如，公司里有一个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生产部门关注的是产品技术问题，而营销部门关注的是顾客的需要，现在要他们在严格的技术和灵活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显然，严格的技术只能用来生产一种产品，但是能够通过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高灵活性的技术可以及时修改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但这需要较高的开发成本并导致了较高的价格，结果营销部门倾向于灵活技术的策略，而生产部门则考虑严格技术的方案，最终，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均衡的选择。不过，在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双方似乎都感受到了杀气，最终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爆发。
“为什么要伤害鱼类，它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10年内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我们不得不怀疑“庇古税”，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制止甲，或者甲赔偿乙，简单的方法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然而，在科斯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外部性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而纵容甲的做法也会继续伤害乙，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在津巴布韦，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实行这样的产权分配政策，尽管允许捕猎，可实际上，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1979年，这里的大象最少的时候仅剩下2万头，5年间减少了70%，然而随着实行新的政策，到1989年，津巴布韦的大象已经有6.8万头，尽管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可唯独津巴布韦的大象在增加，而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民，已经用大象赚来的钱修建了学校和医疗站了。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小猪会选择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在这个例子中，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去踩踏板总比踩踏板好。然而，对于大猪而言，明知小猪不会去踩踏板，但是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所以只好亲历亲为了。
德银：碧桂园目标价升至17.34元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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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它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非常的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关于企业和组织的存在理由，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好像可以接受的答案，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
正因市场上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存在，我们不得不求助专家，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寿险顾问、理财规划师，他们几乎都是依靠强大的信息优势，为我们提供健康、投资、法律方面的信息。人类污染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史记》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博弈——田忌赛马。田忌，这位公元前300多年时齐国的将军，接受了孙膑的建议，赢得了与齐威王的赛马，也赢得了这场人类2000多年前的一次静态博弈。纳什发表的关于博弈论的研究论文，为现代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第一次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