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这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伊迪斯通灯塔，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人们花了100多年，建立了庞大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马歇尔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这样就使得所有分工和市场都是外生的，这使得经济学家都醉心于研究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个假设虽然很隐蔽，但毕竟是假设，在真实世界中，每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也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则让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当然这样会使我们的分析无比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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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理则是诱使行为人披露真实私人信息，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说假话的目的是有利可图，而如果设计出合理机制，那么行为人就会用对自己更有利的真话来取代假话。赫维茨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说假话的机制都可以用一个说真话的机制来取代并获得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总能找到好的机制使人们说真话。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组织中有人率先知道了法国战败的消息，他得到的消息比英国政府还早了几个小时，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时间就开始抛售英国政府的债券，这一举动，立刻传遍了整个伦敦交易所，于是，人们都拼命抛售手里的英国债券，甚至已经顾不上考虑抛售价格。直到英国债券价格跌到谷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悄悄买进已经跌入谷底的债券，那些跟风抛售的人们此刻全都傻了眼，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
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关税制度保护了幼稚产业的利益，“侵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似乎所有制度的结果都是保护一部分的利益，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制度总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他只能在权衡中做出选择，只能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为什么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为什么房产经纪人总会告诉你“房源紧张”，可事实上很多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博尔特在奥运会的百米跑道上不愿意冲刺？
事实上，负所得税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负所得税通过货币的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标准来给予穷人帮助，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从而促进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负所得税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穷人小规模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助的动力，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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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农民有权使保护自己的庄稼，因此铁路为了运营必须克服火星带来的危害，显然铁路部门如果不溅出火星将承担更大的损失，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溅出火星的权力会使双方得益。同样，在嘉年华的例子中，因为这样的公关环境并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因此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而嘉年华的经营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关闭嘉年华游乐场，要么给与周围居民补偿，当获得的收益小于补偿给居民的损失时，营业就会停止，而居民们相当于出售了自己被损害的权利。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跑单帮”形象的解释了企业的实质，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跑单帮”的商人们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到美国和欧洲，从那里拿回一大摞订单，但这些商人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也不搞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的，第二天再收上来，这里“跑单帮”就是企业的实质，所谓企业不过是一组节约交换成本的合同，而企业的成本就是监督这些合同执行的成本。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现在，我惟一的动机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我留下的鱼正好被下一个家伙捕获。”
在斯密开创的正统经济学模型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对所有商品的信息了如指掌，价格传递着真实的信号并调整市场达到最优的供求平衡，可是从人们认识柠檬市场开始，这种假设被打破了，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不对称的信息，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差异，买方和卖方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似乎不协调的信息声让市场变得暗淡了。凡勃伦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财产，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发明，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安排，社会将不会有保障地实现市场的所有好处。尽管凡勃伦的很多思想还非常原始，也不完善，但这是人类第一次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
但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该原则却一变而成为“先占原则”，取水讲究先来后到。两种原则的区别在于，河岸原则允许人们想取多少水就取多少水，先占原则却只允许合理的使用。小猪会选择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在这个例子中，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去踩踏板总比踩踏板好。然而，对于大猪而言，明知小猪不会去踩踏板，但是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所以只好亲历亲为了。
